祖父去世三十八年了。在这三十八年中，我曾无数次地想起他在世的一些事情。随着年岁的增加，对祖父的回忆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来愈频繁、真切了。
祖父的晚年是在寂寞、孤独和饥饿中走完的。有感于此，每想起这些事，我的心情总是有一种难于言说的沉重。
我常想祖父他们能看到今天的生活该有多好。
那是一九六零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我在学校接到了伯父寄来的一封信。晚饭后，独自一人来到教室，悄悄把信拆开，啊！祖父去世了！外祖父也去世了！眼泪一下模糊了双眼。“……念及你祖父一生，为人正直，对人以诚，办事以公，严于律己，勤奋事业……这些好的品质都是我们应于继承的……”。祖父死了，外祖父也死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两行热泪涌了出来，顺着双颊不断地流，泪水打湿了信纸。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两位老人的往事一一浮现于眼前。思绪延伸得很远很远……
祖父教了一辈子书。一生淡泊。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在外地教书，平时多看不到他。即使节假日回家来，也多与大人说话，很少顾得上我们小孩子。所以我们对祖父即尊敬又有点怕。
祖父每次回家，都会有很多人来看他。除本家的人以外，村里还有不少人前来拜访。我朦胧地觉得，祖父一定是个非同一般的人。听说祖父自幼就酷爱读书。当时家境不好，兄弟姐妹又多，祖父上学并能坚持下来全靠自己勤奋。他很小就一人离家，到很远地方去上学。一次在外地生了麻疹，起初家里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没人顾得上去管他。异地他乡，只身一人，听天由命，任凭疾病折磨。幸亏年轻，体质好，全凭着自身的抵抗力，顶了过来。但病愈以后却落下了残疾。据说，祖父生病期间，也不肯停止学习。病稍好些，就开始躺在床上读《史记》。祖父刻苦读书可见一斑。
后来祖父开始教书，他在很多地方教过书，还见过一些名人，如著名诗人闻一多，国画大师李苦禅，他都见过。三十年代李苦禅还为祖父画过一张画。画中有一只老鹰，雄视于山岩之上。老鹰画得足有老母鸡那么大，这幅画一直挂在家中的。后来由伯父带到武汉，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祖父有很多朋友，多数都是教师。有一段时间我和弟弟随祖母到寒桥中学与祖父住在一起。有一位马先生，是祖父的挚友。马先生夫妇俩都是教师，文化修养很高。家风之淳厚，家教之文明常为祖母称羡不已。解放后。马先生一家到了山东齐鲁大学供职。两家人仍然保持着联系；另有一位岳先生，很有艺术修养。记得他的门前种了两畦“洋马齿菜”（太阳花）。在明丽的阳光下开着一片艳丽的小花，非常美丽。我和弟弟常去玩耍。岳先生很喜欢小孩，听说我会画画儿，便把我叫到他那画画儿。许多年后，他来信还问：“绪文还画画儿吗？”
祖父的朋友都很有学养，温文尔雅，待人热情厚道。他们在一起吟诗论画，讨论学问，议论时政。十分风趣、幽默。
祖父教书一贯严谨、认真，深受学生们爱戴。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玩耍，跑到了寒桥中学一个教室后面。一抬头，见教室里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正是祖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祖父讲课。令我们小伙伴惊奇不已的是，教室里除了祖父的声音以外，学生们都鸦雀无声。我看到祖父讲得那样认真、投入。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他不像是在讲课本，而是在讲自己的一种思想。祖父身体瘦弱，然而此时说话，一字一句，有力而清晰，感染着每个人。此一情节，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清晰如昨。祖父教过的学生很多，可说桃李满天下。在老家时，就时常有人登门拜访。都自我介绍说是祖父的学生。至今，许多人，说起祖父来仍按捺不住浓浓的师生之情。本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教师，当年曾跟随祖父求过学，回忆起当年的生活，他仍然感动不已。至今他还能背诵出祖父写得一些文章。一次弟弟回老家探望，这位老人，特地笔录下祖父生前的一篇文章相送，留作纪念。三十年后，我在四川遇着一个人，他是一位领导，听说我是山东省寿光县青邱村人，他就向我打听祖父的事。原来他也是祖父的学生。并声称解放战争期间，还曾在我们村住过。说起祖父，他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刘老师的样子，我一生都忘不了”。这诸多情结，更加深了我对祖父的认识。
祖父是个普通的教师。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也很关注后代的教育。在他的倡导影响下，我家乃至这个家族，人人都崇尚文化，年轻一代都认真读书。形成了一种很浓的读书学习风气。这种读书之风，远近闻名。并且形成了一个传统：不论哪个孩子，只要肯读书上进，大家伙都来扶持。父、兄自不必说，伯伯、叔叔也都鼎力相助。
我家是农村，祖祖辈辈在农村生活，只有少数几个伯伯、叔叔在大城市里工作。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人，只要小孩子自己肯学习，总是尽量想办法把他带到城里上学。伯伯叔叔对待他们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教育。
学习好，在这个家庭中总是得到特别的尊重。
一般来说，祖父对子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不轻易批评人，但批评起人来也很严厉。所以，晚辈们都有点怕他。但也有与一般的长辈们不同的地方，他在严厉批评中都是讲道理的，批评之后，总是转化为温和地劝导，以至沟通。使人更多地感受到长辈之爱。这种事我多次看到。祖父到了晚年，就更是慈祥多于严厉了。
祖父与我父辈之间的关系，也颇令我兴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浓厚的文化底蕴上的父子（女）关系。这种关系即有严厉的一面，又有极为平等的一面，尤其子女们长大以后。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一起讨论学问的情形。这时的祖父语调平和，丝毫也不见长辈的威严，倒像是平等交谈的“学道同好”，那种认真的神情，那种商榷的口气，令人难忘。
祖父的这种平等态度，丝毫也不影响他的威信。相反，晚辈们对他更尊敬了。每次节假日祖父由外面回来，我看到伯父等总是向前搀扶，虔诚自然，孝谨备至。家中其他人也是这样。这些事，从小就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祖父到了晚年，特喜欢人，尤其喜欢孩子们。
寒假到了，祖父由学校回到家中，教我和弟弟读唐诗，写毛笔字。他采取的办法是， 把唐诗写成字帖，让我们照着写大字。连写带读，一举两得。在老家北屋东边一间的炕头上，摆一张炕桌儿，铺纸挥毫，给我们书写字帖。这时，家里的人围坐一旁，屏息静气，注视着祖父的笔锋。一首首优美的古诗从笔端流出：“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此时窗明几净，整个房间充溢着严谨、温馨的书香气息。
祖父不仅教我们读古诗，还给我们讲故事。如《凿壁偷光》、《囊萤照读》、《悬梁刺股》等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他还给我们讲《三国》，讲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讲童话故事，如《虎大哥和蟹老弟》的故事……这些充满了情趣的动人故事，经祖父一讲，总使我们久想不忘。讲到滑稽之处，笑得我们肚子直疼。过了好久了，一想起来 还是想笑。祖父还爱唱京剧，“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还有《三国》戏。祖父唱得实在谈不上好听，然而那么动情。他好像不是在唱戏，而是借以倾诉自己的心声吧。我见过，他一个人的时候，吟唱到哀伤之处，怆然泪下的情景。我想，祖父喜爱京剧，可能是更喜爱剧中的历史人物。在那里，他也许与先世的知音相遇了。祖父的内心世界肯定是极其丰富的，他一定是在感慨人生吧。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大地，我的家乡也解放了。祖父目睹了解放
后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社会秩序迅速恢复，人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他尤其佩服共产党的气魄，在很短时间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即被扫荡干净。同时，他也理解新政权建立之初，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激烈的革命措施。
解放后，他看到了人民得以生息，国家呈现欣欣向荣之态。他深受鼓舞。感觉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很有希望。
不久，祖父受聘到“昌潍专区第一中学”教书。这是专区一所重点中学。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人民的教育事业。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很快便受到校方领导的重视，继而被推选为昌潍地区文教界代表，到省城参加“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此后，校方对祖父不仅在事业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也十分关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校长夏加先生。他是一位性情豪爽，思想开明的共产党人。颇有礼贤下士、虚怀纳言之风。他对祖父敬重有加。校方大事，每每都来征求祖父的意见。祖父也是推诚相见。每次都诚恳地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时甚至是批评。有那么一阵，学校的工作出了点偏差，教师中议论纷纷，却无人敢公开提意见。祖父见状，深为学校工作担心，出于改善工作，便直谏校方。会上，他毫不客气地向校领导提出意见，语惊四座，颇有激愤之词。会后，祖父又有些后悔，感觉自己言词过于激烈，对校方领导有失尊敬，担心会得罪领导。但校方非但没有对祖父不满，倒是后来夏校长主动前来与祖父交换意见。他首先肯定了祖父的动机，认为祖父的行为是出于公心，是对学校负责的表现。校方准备立即研究解决。事过之后，夏校长不但没有疏远祖父，俩人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领导的优容雅量令祖父感动。后来祖父回忆说：“夏校长这个人，是共产党的一个优秀干部，襟怀坦白，为人正直，有水平。这样的领导极为难得”。后来他们成了极亲密的朋友。解放初期，祖父正是从夏加校长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胸怀和作风。这使祖父从感情上与共产党更近了。他多次感慨，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个党能像共产党这样光明磊落，为人民办事的。
可以说，祖父对共产党的进一步认识，就是从夏校长身上开始的。后来祖父和夏校长结下了很深的友情，祖父年老退休时，夏校长曾一再挽留。数年以后夏校长调往北师大供职，没断了与祖父的书信来往。还曾多次邀请祖父到京一住。
在这一时期，领导的信任，同事的尊重，师生的情谊，使祖父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生暖意。
昌乐东郊，吴家池子，“山东省立昌潍第一中学”位于一座小石山下。校内绿树成荫，石砌的校舍井然有序。校园内有一清泉，涓涓泉水汇成一汪清池，然后又流入一条小溪。池水清澈涟漪，小溪流水潺潺。一如这幽雅的环境，校园内也荡漾着浓浓的文化春风。
这一时期，想必是祖父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
后来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故，一次回家路上，马车猛然颠簸，祖父从车上摔落下来，不幸摔伤了腿。从此在家养病。暮年腿伤，对他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不但无法返校工作，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此时的心情，如同他吟诵的诗句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其间夏加校长和其他的学校领导，曾多次到家看望。
祖父在家养伤一年多，后来又返校工作了几年，后终因年老有疾，工作已力不从心。自己提出告老还乡。当时国家还未制定正式退休制度，校方从优给予了一次性的补贴。祖父生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晚年，他恋着田园与故土，回到了故乡。结束了教书生涯。而这时我和弟弟跟伯父离家去了济南，见祖父的时候也就少了。
祖父告老还乡以后，作为民主人士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
祖父喜爱农事，向往“种豆南山，采菊东篱”的田园生活。在田间劳作，与乡亲们话农事，都曾给祖父不少慰藉。这里有一段值得追溯的人生交往，那就是祖父和我外祖父的友谊。外祖父是个典型的农民，他不识字，但却很有智慧，精通农事，又办事公正。在村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直到如今，我每次看到电影或电视上出现的那些聪慧而慈祥的老人形象，就不由地连想起外祖父来。当年他最喜欢同祖父聊天，他认定祖父是个有学问的明白人。别看他不认字，但特别愿听祖父说古论今。他常说：“和亲家聊天，心里就觉着明白。” 据我母亲回忆说，当年两家结亲，就是因为外祖父看好了我们这个读书有文化的家庭。祖父与外祖父，两人从来都是亲家加朋友。外祖父每次来我家，从不空手，而且常常带来一些时鲜礼品，比如自家池塘里产得新鲜莲藕、鲜鱼什么的。都是挑选最好的。祖父则置酒相酬，亲家朋友，相对小酌，颇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情趣。
然而农村毕竟是农村。生活艰苦不说，时间长了，与外界隔绝，却使他倍感寂寞与孤独。外面发生的事情，他渐渐不了解了。记得我放假回家，祖母就告诉我：“你爷爷现在拿到你们写得信，有些地方读不懂了”。事实正是这样，外面社会日新月异，偏远的农村如何能跟得上？就连当时教育界最流行的一个词－－“又红又专”，祖父也不知是何意思了。更不要说农村里找不到一个与其谈论学问，唱和诗词的人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回忆平生最乐事，相逢知己话短长。”然而此时，“相逢知己”何其难哉！
五十年代下半期，国内形势骤变。“反右”斗争以后，全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广大农村都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并轰轰烈烈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本来相对平静的农村，一下被搅进了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正常的农事打乱了。从没见过高炉是何物的农民，也动员起来“大炼钢铁”。农业上，大搞“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狂热的政治鼓噪下，虚报浮夸之风甚嚣尘上。各地纷纷报出亩产粮食一万斤、五万斤、十万斤！
说到这里，想起六二年我回老家时，村里流传的一个故事。五九年冬，村支部书记刘XX被召集到公社开会，估报第二年小麦的产量。会前，已给他打了招呼，要他“解放思想”，要他大胆地报。这位书记是个老实人，他想了又想，报了个“亩产小麦”八百斤。照当时的条件，亩产四百斤已是丰收，亩产八百斤，翻了一翻，只有“大胆解放思想”才敢说出这个数。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指标”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原来，他到会之前，人家早已把产量报到一万斤了，有的还报了几万斤。这次开会他来得迟。不知道人家“解放思想”的水平，结果，他一下成了“右倾保守分子”的典型，对“右倾保守分子”的惩罚是，大冬天，扒掉棉衣，光着膀子，到院子里受冻。十冬腊月，寒风呼啸，在院子里冻上一个钟头，再拉进来问亩产多少？他想了想那就报二千斤吧。仍不过关！拉出去再冻。反复数次，终于昧着良心报了个“高指标”，才勉强“过关”。会后，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满肚子委屈加上一夜挨冻受惊吓，回到家中，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口号归口号，口号代替不了现实。由于农民无法正常从事耕种管理，浮夸之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来年粮食实际收成，只有一百来斤，有的甚至无收！然而报给国家的数字又是如此之高。国家根据上报数子征收“余粮”，结果把农民所得全部上交也远远完不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两手空空的农民，“丰收”过后不久，便开始挨饿。
这种乱像，祖父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他常念叨：乡下闹成这个样子，难道中央就不知道吗？
生活的艰辛，精神上的巨大困惑，一天天在吞噬着他的身体。
科学规律是无情的，失去理智的政策终于酿成了一场全民的大灾难。全面饥荒时期来临了，令中国人“谈饥色变”的大饥饿迅速蔓延到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村尤甚。
一九五九年暑期，我和弟弟参加完高考，回到老家看望祖父，他已卧病在床。我们回去，他很高兴。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形势。向我们打听外面的情况。诉说家中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一向谈吐严谨的祖父，此时像变了一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有感于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还为我俩写了诗。内容是祝贺我俩考入大学，并感慨我和弟弟是“文者学了武，武者学了文”。因为我从小显得文静，取名叫绪文，却考取了工科大学；弟弟从小武悍，取名叫绪武，却考取了文科。（可惜诗稿我没记下来）。他的床头有一个本子，上面已记了很多诗，都是躺在床上写得。其中有一首与我印象最深，诗中写道：
缠绵病榻二百天， 纵然得愈身已残。
闻说村郊多菜圃， 黄绿只在想象间。
平生本自乐田园， 因赴教界未得闲。
遥想晚年得夙愿， 哪知素志化云烟。
躺在床上仍然憧憬着田间劳作，向往着大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晚年命运的无奈。但最令他痛苦的还是农村形势、家人的处境以及他理想境界的完全破灭。那几天我们尽量守候在他的床前，倾听他的诉说，他的焦燥和苦闷，溢于言表。他开始哀叹：社会这样乱，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的确，祖父的晚年已找不到一处避世的桃源。
后来农村形势进一步恶化，粮食严重短缺，祖父晚年所面临的除了孤独、病痛，还有饥饿。
一九六二年夏，我又回到老家，此时的农村已满目荒凉。以前回到老家，村子里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如今树全砍光了。到处露出破屋断壁。劫后余生的人们，衣衫褴褛，枯瘦腊黄，蓬头垢面。人们的相貌都脱了样。我走在街上，熟人相见，竟一个也认不得。这时一个人走上前来招呼我：“怎么，老同学也不认了？”我这才猛然认出，这个前来说话的人不是别人，竟是我童年一起长大的伙伴——刘绪亮。他除了声音和动作没变以外，其他我已全然认不得了。向前搭话中，只有从他的眼神中还能让我想起他以前的模样。
由于饥饿，村子里，一个个干瘪委缩的驱体像灰色的影子那样走来走去，人们除了想吃东西而外，什么欲望都没有了。
这次回来，祖父和外祖父已相继故去，再也看不见这两位老人的身影。
三婶和母亲回忆说，五九年秋后，农村生活愈加困难，从公共食堂领回的汤菜，根本就吃不饱。入冬不久外祖父先去世了。消息传来，祖父很是伤心，一遍遍地说：“再也没有人来床前看我了。再没人前来看我了。”外祖父死后，祖父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挽诗《哭国宝》（外祖父的名子叫魏国宝）。
六０年入冬，形势更加严重。不久便没有了口粮，更可怕的是，家家户户都断了粮！想到外边讨饭都讨不到，可到哪儿去活命呢？饥饿的人群象疯了一样四散外逃……这一时期，村上不少人相继故去了。
伯父在武汉测绘学院，听到老家这个可怕的消息，心如刀绞，但也没有办法。伯父只有从自己的口中尽量省出一点粮票寄回去，半途还常被窃走。家里难于收到。那时全家人都尽量保着祖父。祖母饿得不能动了，还不忘省出来给祖父吃。然而祖父看着大家挨饿，他又何曾吃下，“你们吃吧，你们都饿死了我也活不成啊！” 他反复说着。
饥饿之苦，衰残之累，后来他沉默了，只有眼角流下的泪水。在一个晚上祖父静静地离开了人间。走的时候竟没有惊动任何人。
祖父去世之后，他生前写下的诗和日记，都整齐地放在枕头一边。都是他在最后几日亲手整理的。据说，既使在最后的一天，祖父仍十分清醒。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祖父的藏书。他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一生爱书，喜欢藏书。我很小就记得家里有一间单独的屋子是专门藏书的。有时我跟在大人的后面，悄悄地溜进去。靠屋子两边是两排大方格壁橱，上面全都摞满了书，顶天立地，连大人从上层取书都需踩着凳子。祖父退休之后，可能在感情上仍系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事业，所以他决定将自己心爱的藏书中的大部分捐给了学校。少部分被家人带出。剩下的，在祖父去世之后，在后来的“文革”中，全部焚烧丢失殆尽，包括他晚年躺在病榻上写得诗、文。
每当追忆起这些沉重的话题来，我心中都很难过，以至不忍下笔！
今年，是祖父诞辰一０五周年，仅以此文祭之。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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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０年，为纪念祖父，他当年的学生联合起来，在故乡—— 青邱村南边修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他们恩师。碑文如下：
刘玉轩先生纪念碑记
刘玉轩先生名子珂，号愚轩，1893年农历7月20日生于寿光青邱村。先生自幼颖悟，六岁即到私塾求学，勤奋刻苦，深受业师钟爱。“维新变法”，新学兴起，先生于1910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在班中年龄最小，但学绩优秀，誉满校园。1914年，先生考入鲁北最高学府——山东省立第四师范本科深造。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以史论居多，寓意深刻，文笔犀利，被师生誉为“深谙太史公笔法”。其散文感情真挚，文采动人，《青邱形势》一文当时曾被少年学生作为范文诵读。1921——1926年任四师附小教师、主任。1927年转本县高等小学任教两年。自1930年起任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教师、事务主任、图书馆主任，直至“七七”事变。其间，某商人欲行贿于他，为先生严词拒绝。1937年，抗日战起，先生曾与有志之士组成抗日武装，不久被他部兼并，枪支没收，人员遣散。为此先生慨然对贫困农家丧失枪支者予以补偿。之后先生在本村义务办学，使广大失学儿童重得读书机会。以后许多学生得以深造，并有所成就者，皆谓功归先生当年给奠定的良好基础。1940——1948年春，先生在山东省立寿光简师、十五联中、寿光初中任教兼事务主任；廉洁奉公，口碑载道。1948年家乡解放，先生是地主家庭，主动带领其子弟给贫苦农民送粮送物，多次受到民主政府表扬。旋即应聘于省重点学校——昌乐中学。其间，抗美援朝捐献、认购公债等无不名列首位，并自愿将家藏《石刻十三经》、《山东通志》等珍贵图书共同30余函捐给该校。1950年二月，先生被举为昌潍专区教育界代表，出席了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生除教课以外，还为校方出谋献策，不遗余力，深受夏加校长的信赖和全体师生的爱戴。1954年八月，先生年逾花甲，且体弱多病，离职回家，于是相继被选为寿光县人大代表、县人委委员、常委，直到1960年农历八月20日逝世。
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长达30余年，主讲文史。由于功底深厚，幽默健谈，讲课投入，声情并茂，听课者如沐春风。先生毕生忠于职守，重公轻私，事亲至孝，敦睦兄弟，和睦乡里，信诚交友，关爱后生，几乎一切传统美德俱在先生身上体现出来。尤其是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先生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实属难能可贵。先生晚年身居农村，仍关心国家和民间疾苦，弥留之际犹寄希望于改革。
此次为先生立碑之举端赖在乡诸同学倡议策划经营。余虽忝列门墙，惜幼年离乡，亲受先生很少；幸先父（刘和亭）与先生长期风雨同舟，相交甚厚，经常以先生道德文章、高风亮节教我，印象极深。先父谢世台岛，以不能躬身撰文致敬为憾。近悉是役在青邱村委及乡亲们大力支持下指日告成，遂欣然为之记。
学生（教授、外交学院原副院长）石磊（刘冠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