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象济，寿光中学十五联中时期初中3级、高中2级学生。1949年入台，1951年因政治案件被捕，1961年出狱。为推进两岸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象济先生访谈录》节选
张象济根据1998年10月14日的采访记录整理（略有改动）
我1929年出生于今山东寿光县乡下，那是完完全全的乡下地方。十七岁前我没离开过家乡直径二十公里以外，我就是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长大的。我家是标准的北方人所谓的“半耕半读”家庭，家里虽没有钱，却极重视孩子们的教育。
家父是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其后就一直在青岛教小学。我家并不富裕。六岁入学时看到同学买纸是一刀一刀地买，心里十分羡慕，因为我只能几张几张地买。当时我们乡下就有关于共产党的传说，听说共产主义主张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这对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充满了憧憬。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家乡不久便被日本人占领，成为沦陷区。家人听说日本人不准读现代书籍，只准读古书，在日本人还没来前就开始烧书：我们家场院里堆了一大堆书要烧，那真是一大堆，现在想起来也是一大堆，我当时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书，只觉得最前面那张纸没印一个字烧了可惜(现在我知道那一张叫flying sheet,中文译作扉页——这名字翻译得很好，古书是没有扉页的)，便一张张地撕下来。等我十几岁时读鲁迅的《集外集》，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只准中国人读古书，不准读现代书。在这本书里有几篇文章讨论青年人应该读什么书，鲁迅说：“我主张青年人最好少甚至不读古书。”鲁迅是进步学者，他这话就反证了日本人的恶毒。日本自己不是猛读现代书？自己猛读而不让中国人读，其用心可知了——这当然是我长大了以后才理解的。
日本人不准读现代书，而家乡父老辈又不愿孩子们耽误了读书，妥协的办法就是读古书。于是我们村就请了个老师教我们读古书，也算是上学了。那年是1939年，我在自家村里读了一年《孟子》。现在想起来也很受孟子的启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当然是孟子所描绘封建时代理想的农业社会，并不适合于现代，但它给了我们追求理想社会的启发。又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都是我读《孟子》时被铸造的。
1940年，日本人根本管不到乡下了，我们又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哥哥他们开始读初中，初中就设在我们村里，我则开始读正式小学课本，就是抗战前的小学课本。这一年我们进步得很快，一年时间就读完了全部小学课程，尤其是数学，学得更超过了一般小学毕业的程度。1941初春我考取了初中，这所学校后来成为山东省立第十五联合中学。
那时读书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子，我们读书是“敌来我走，敌走我来”所以读书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们的老师很好，且不说多半是北京著名大学毕业的，光是他们以“是非分明”的人格来教育学生，就够让人永远怀念的，他们可谓是标准的“读书人”。
但读书人不受带有土匪色彩的军阀欢迎，我们那里的游击司令，事实上抗战前就是土匪，后来拉起了“抗战”作牌子，就成了游击队，蒋介石中央政府是捡到篮子里的就是菜，只要你说抗战就给你个什么官，这地方就是你的，任你在这里作威作福。“办学校”对这种游击队来说只是像女人搽胭脂抹粉——是要好看的，并不是真的要培育有知识、有人格的人才。若要强调人格，不就像对着阿Q说腊烛或任何发光的物体暗骂秃头那般地讽刺？于是初中开办的第一年（1940年。那时我还没进初中）一位王桐轩老师被游击队杀了，而且是在他家家门口连开七枪打死的。第二年我们的数学老师李润亭也被游击队杀了，其手段之毒真是无以复加。起先是在夏天，他们向鬼子告密说这老师是共产党，鬼子宪兵队把这位老师抓去，坐了三个月水牢，受尽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的酷刑，后来查无实据放回。过了没三个月，游击队自己下手了，十冬腊月的天气，在一个深夜里把这个老师从床上拖走，不准他穿衣服，拖到三里外荒野井边，先把他勒死，再推到井里。1942年，校长刘和亭和我父亲张占魁都不敢再干下去了，纷纷辞职回家。
可鬼子不管你是不是真抗战，只要知道那里有游击队，就到那里扫荡。1942年冬天，快过年了，鬼子撒下四十公里直径的大网来一次大扫荡。过去我们应对清乡的办法失灵了，左突右冲就是冲不出去。到处都是鬼子，最后我们被赶到了战场中央，在这战场上我亲眼看到鬼子以绝对优势的炮火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有一位同学在逃跑的路上躲进井里，鬼子仍不放过，用枪将他打死；还有些同学被抓去，听说被送去东北开矿。这年我14岁，领会了弱国之悲，领会了亡国之痛。接受“五四”洗礼的老师们说得没错：要不受他人欺凌就只有自己国家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