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崔金龙，寿光中学高中10级1班学生。退休前工作于胜利油田胜建集团装饰工程处。
追忆马兴玉老师
1965年秋，我考入县一中，分在高十级一班。高中开始学立体几何课。入校伊始，高八高九级的学兄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福气，因为给我们上课的语文数学几何老师都是全学校最棒的，尤其是教立体几何的马兴玉老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没有人不佩服的。带着这种好奇而又钦敬的心情，迎来了我的第一堂几何课。
几何老师
上课铃响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站在了教室门口。随着他的进入，“起立，坐下”的口令使我们齐唰唰地站齐，又齐唰唰地坐下。大家屏住呼吸，认真地端详起这位有点传奇色彩的老师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块头，有一米八零的个子，膀大腰圆，可能有200斤重。大而圆的脑袋，微有点秃顶，戴一副近视眼镜，衣着俭朴，行动随和，显得朴实而和善。他的这种的形象，与同学们见惯了的其他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老师形象不太相同。他开始给我们讲课：
“同学们，现在由我给你们上几何课。你们在初中里学的是平面几何，现在是高中生了，就要学立体的。立体几何与平面几何有联系，也有不同。大体讲，立体就是将六个平面集合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拿起那个大大的木制三角板，刷刷几笔，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立方体，有虚线有实线，让人就象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立体实物放在那里一样，这样的技巧，真使同学们觉得名不虚传。
随即他又讲到：
“学立体几何，只要认真，其实也不难，这就要看你能否抓住牛鼻子。——什么是几何的牛鼻子，就是那些公式定理，这就是几何课的牛鼻子。你们都见过农民牵牛，不抓牛鼻子，使再大的劲也不见效。如果你抓住了牛鼻子，不用费多大力气，牛就会乖乖地跟你走。因此，你们一定要背熟公式定理，这样就完全能将立体几何学好……”
他在讲“抓牛鼻子”时，还摆出了农民牵牛的姿势，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到后来整个学期，他这个“抓牛鼻子”的比喻是用的最多的。当然，按照他的方法，我们班的几何学得也是最好的。
同学们还注意到，马老师在讲课时，也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的鼻子不断地发出“吭哧吭哧”的声响。后来才知道，马老师患有严重的鼻窦炎症。这一疾病，后来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照相小组
马老师不仅几何课教的好，还多才多艺，承担着学校照相工作。历年来学生的毕业照相，都是马老师照的。当时即使是社会上，会照相的人也不多。马老师会这门技术，很令人羡慕。入校不久，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学生照相小组，协助马老师工作，就从我们班里选人员。也许我与马老师有缘分，他在班里挑选了四个同学，其中就有我，另外还有王文礼和黄乐义等同学。不过我有点令马老师失望，因为我是个马大哈，既贪玩又顽皮，工作起来很不认真。当时我们学生的任务是帮助马老师洗底片和照片。他告诉我们，怎样按比例配制显影液和定影液，怎样把底片和相片放到光亮处感光。当时的设备很落后，底片和相片的感光要根据经验，在多强的光线下，感受多少时间。光线的强度全靠自己估计，而感光的时间则要靠数数。在一般情况下，要将底片晃动着数20下。我经常心不在焉，数着数着，忘数了，马老师看到了，便问“数了多少了”？，我记不清，便说个“大概”“可能”的数。马老师对工作是非常严谨的，便会以非常严厉的口气说“到底是多少？”。有几次把马老师真惹火了，说“你不用来了”。过上几天后，马老师便似乎完全忘记了，仍然对我和颜悦色地说话。但在我们四个同学中，我挨批是最多的。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有的同学批判我是语文老师赵岩的“爱徒”（因为我的作文在班里比较好，时常得到老师的夸奖），却没有人认为我是马老师的“爱徒”，这样也使我们师生减少了不少麻烦。否则，一个“黑贼”老师，一个“黑贼”学生，联系起来上纲上线，会多出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高一期间，跟马老师学照相整整一年的时间，对于显影定影等技术，基本都能掌握了。此外，马老师还教我们修整相片。当有的相片照的不太令人满意，如眉毛太淡，脸上出现白斑等，可以用铅笔松节油和另一种油擦拭整修。他还答应我们，以后再教我们学照相，照相可是一门好技术啊，他的许诺把我们心里都惹得痒痒的。
1966年春末，就在高八级初中六三级毕业生照相时，我们协助马老师很快便完成了，还为学校挣了180元钱。在那时，这18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般教师的月工资也就是30—40元。对此丰硕成果，马老师也很高兴，他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到明年应届生毕业时，我们不光为本校师生照，还要到其他学校照，为学校挣更多的钱。可惜，美好的愿望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彻底打乱了。
师生三同
到底是这一年的秋冬季节还是第二年的春天，记不清了，学校里开展“三同”活动，即师生之间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马老师当然响应，我们班成了他共同生活的蹲点班，也许我是照相小组的成员的关系，彼此比较熟悉，他径直来到我的面前，说：“崔金龙，我与你共同生活，欢迎不欢迎”，我当然高兴欢迎。从此，马老师便与我们三四个同学一块吃饭，搞三同。
那时的生活条件既艰苦又简陋，我们没有饭厅，吃饭就在自己的宿舍铺位上。那时我是在两排大通铺的南旁最东头的地方。马老师来到后，就盘腿坐在我们的床板上，我们则或坐或站，与马老师围成一圈。那时侯绝大多数同学吃的都是地瓜面的窝窝头，又黑又粘，交学校一斤地瓜干能换四个窝窝头票，食堂里的炒菜即使是三五分钱一份也没有几个吃得起的，基本上都是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疙瘩。由于我调皮爱动，饭量在同学们中几乎是最大的了，一天能吃八个窝窝头，但想不到马老师的饭量比我还大，他一天能吃九个。马老师来吃饭时，大都要带一罐蒸虾酱来。那是个圆圆的瓷罐，能盛二三斤重，虾酱里还放了油，加上葱花地瓜面等蒸熟，一揭开盖便香气四溢，直往我们的鼻子里钻。每当这时，马老师把双腿一盘，虾酱罐盖子一揭，招呼我们说：“来吃，来吃啊”。说实在的，我们都几乎馋涎欲滴了。但这时的我们，已经开始懂事了，我们已经听说过，由于马老师的历史问题，他不能领正常的教师工资（最少也得三四十元），每月只有17元的生活费。他在泰安老家有亲人，学校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因而生活在教师中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有点不忍心吃他的东西。这时，马老师便会拉下脸来，“崔金龙，你带头，吃啊，XXX,你吃啊。再不吃我生气了，真生气了。”他那真诚的声音不容我们抗拒，我们便纷纷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地吃起来。看着同学们吃得香甜的样子，他会鼓励说：“快吃，快吃，吃完了我再去拿。”就这样，有时候七八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一围过来，两三顿就把他那一罐子虾酱吃个精光。班里其他同学看到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马老师的虾酱，无不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三同，我们与马老师的关系更加熟悉亲切了。我们知道马老师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安安，宁宁，马老师因为自己有历史问题，一心希望能够安安宁宁地过日子，我们也希望常沾马老师的光，能吃到他那香喷喷的蒸虾酱，但是，“人有愿，天知否”，到1966年的夏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炼狱熬煎
1966年的夏天，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我们学校开始了。其实，山雨欲来风满楼，从1965年起，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提得越来越响。那年我们升高中时，凡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不管你学习多么好，都没有一个能升学的。到1966年春天，报纸上的政治口号越喊越响，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揪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成员，后来又是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人民日报则发表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终于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降临到了县一中全体师生头上。但在这场运动中注定要首当其冲厄运缠身的，便是马兴玉老师，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从来就没有被忘记的历史旧账。
66年的暑假没放，全校师生都在慷慨激昂地搞阶级斗争抓牛鬼蛇神。大字报贴满校园，除了传抄北京的各种小道消息外，就是要揭发批判教职工中的反动言行，揭批隐藏在他们中的阶级敌人。马老师的历史问题当然被张扬出来当作“重型炸弹”材料。当时有一张大字报画着马老师手举着带血的战刀，喊着“坚持最后五分钟……”，这是说在1948年解放济南的时候，马老师拒不向共产党投降，顽抗到底。还有的大字报耸人听闻地说，当时马老师是济南国民党守军的炮兵营长，最后就剩下他一门炮，还在济南天桥附近把八路军打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八路军就是攻不进去。最后要不是马老师的炮弹打完了，八路军还真没办法……。而事实真相是，马老师曾当过国民党兵，1947年，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在济南郊外与八路军的一个侦察员遭遇，双方在交火中，八路军的这位侦察员战死了。这是发生在战场上的事，谁生谁死都没有个人责任。对于这件事，1955年马老师已经对党组织交代清楚，并因此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是早已做了结论的事，但现在人们用危言耸听的编造又将它旧事重提，正迎合了当时大家那根绷得很紧的神经。没有人去寻找严肃的事实，而宁可去相信大字报的瞎编乱造，几乎百分之百的同学都相信，因为马老师的几何是最棒的，只要眼睛一瞅，就能准确算出距离，说让炮弹落哪儿就落哪儿。
大字报激起了革命师生的强烈愤慨，批判折磨象无情的暴风雨般地落到马老师头上。人类一旦失去理智便会疯狂。大家不允许马老师辩解，只允许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那怕是无中生有的罪名。批斗会一次又一次，戴高帽子、钻板凳底、大热天不给水喝、让蚊子叮咬不准拍打搞“蚊斗”，被蒙在被子里不准透气搞“捂斗”……，折磨人的花样层出不穷。那年九月，我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了“黑贼”学生，在班里受批斗，行动上已受到了限制。有一天傍晚，一大群学生簇拥着马老师在校园里游校，每到一个班级前，就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连打带骂，喊打倒马老师的口号。当游行队伍来到我们班时，大家都围上去喊打。我虽然也被班里的同学看管，但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态度，做给别人看，也跟在后边乱喊口号，乱伸拳头。后来，随着岁月的流失，我越来越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感到自己鄙卑耻辱，因为虽然我自己已经陷入不幸之中，却还要向另一个更不幸的人表示“愤慨”以显示自己政治上的“积极”和“坚定”。良心的欠账是人世间最昂贵最沉重的。
在揭发批判中，马老师的那句在学习上要“抓牛鼻子”的口头禅也被说成了反革命险恶用心的大暴露。当时的逻辑推断是这样的：牛是贫下中农的朋友，代表的是贫下中农的形象，你要抓牛鼻子，就是要专贫下中农的政。你反革命念念不忘地要专贫下中农的政，不是罪恶歹毒十恶不赦吗。
马老师的灾难也迅速蔓延到全家。他的夫人王维莲，是个语文老师。造反派追问：明明知道马兴玉老师是历史反革命，你还要嫁给他，是什么阶级感情？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当语文老师必然要多说话，“言多必失”，只要用当时的“无产阶级逻辑”一推敲，不会找不到“问题”，所以也很快被打倒了。他们夫妻二人都被打成最严重的“一类黑贼”，没日没夜地接受批判，有家也不能回。可怜他们那两个仅10左右的孩子，饱受着政治上的欺凌，虽然名字叫安安宁宁，却一刻也得不到安宁。后来就被老家的人接回泰安去了。
1967年后，马老师夫妻的情况稍微好转些，因为他们的问题查来查去能够落实的并不多。东方红红卫兵掌权后，大多数老师已经得到解放，虽然马老师还不能解放出来，但已经不是运动重点，更加红卫兵已经杀向社会，在县内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活动，校内的运动总算告一段落。马老师等有问题的老师主要活动是“劳动改造”，干学校里的体力活。
群众平反
1968年，学校里高初中的三级学生全部相继毕业。我是高十级，走的最晚，是这年的八月份。到我走时，虽然早已“复课闹革命”，但马老师的问题仍没得到处理，他不能教学，只能继续“劳动改造”。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仍然十分恶劣。我回到老家后，在1970年和1971年又被旧账重提，弄进了学习班清查问题。先是在潍坊“赴临沂战团”学习班中被整成“飞虎队”，继之又在原籍“一打三反”学习班中被当成了“反革命”典型。第二年，我又被弄到县“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升格”成了“五、一六”。虽然自己对于这一切“罪名”从心底里不服气，但这丝毫不影响别人这样看待你。
通过一次次的挨整，也就是一次次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倒无所谓，反而日益思念起马老师来。我明白了，挨整的不一定是坏人，整人的也不一定是好人。由于在学校里与马老师接触较多，从心里觉得马老师是好人，也时常想起吃他虾酱的恩惠。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仍不允许我到处乱走，但我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到处跑。寒桥街有我一个好朋友马宝龙，他是原初中64级的。我经常到他那里，顺便打听一下马老师的情况。他告诉我，我们离校后，马老师仍是劳动为主。他被学校按排，从饮马村用独轮车往学校推砖。大热天里，马老师光着脊梁，一次就推一百多块。附近街道上有许多人是他的学生，原本就认识他，现在他推砖来来回回走在大街上，使得老老少少也都认识他了。乡亲们对他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尊敬，从尊敬到为他鸣不平。乡亲们多次找到当地领导，一致要为他平反。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样的人还不平反，还要戴反革命帽子，那么，天底下还有好人么。在群众的巨大反映压力下，上级于70年代初期就为马老师平反了。我听到后，既感到高兴，又感到震惊，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要给这样一个早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在全中国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可见公道仍在人心。马老师的人品能力，世人自有正确的评价。
后来马宝龙还告诉我，马老师被学校重新安排了工作，还是老本行，为学校师生照相。以后又有消息说，马老师患了鼻癌，到济南动过手术。这一个个喜忧交集的消息搏动着我的心弦，使我越来越想见到马老师。
一张照片
1975年冬，天气寒冷，我又来到马宝龙家。当时，县卫生局在一中办了个赤脚医生培训班，我的一个表哥和我村的一个朋友，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也都在培训班里学习。自从离开母校后，七、八年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再踏进校门，母校的环境对我已变得相当陌生。我很想到学校里去
看看，一来找找表哥他们，二
注：前中为马兴玉老师，前左一为本文作者 来就是想看看马老师，但“近校心早怯”，对于这个当初十分
熟悉而今却变得十分陌生地方，自己便有一种怯意，于是要求马宝龙
陪我去。
来到学校，先找到了表哥他们。谈了一会后，便提出要找马老师。就在前去的路上，遇到我的同班同学李尔兴。他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也很愿意，便一块去找。
在学校东南角的一间平房里，我们找到了马老师。房间里摆满了我熟悉的各种照相器材，似乎比当初多了些什么，总觉得更拥挤了。马老师见到我，很高兴，亲切地说：“崔金龙，你来了。这（指与我一起的）是你的什么人？”我为马老师作了介绍。当我介绍李尔兴同学时，马老师说“知道，你们一个班的”。连李尔兴同学也说“还用你介绍，我和马老师常见面。”他是寒桥公社的，离的近，看来是常见马老师。
说了几句客套话，马老师忽然提出：“来，我为你们照个像”。因为怕给马老师添麻烦，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马老师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来，怕啥。崔金龙，你过来帮我拿椅子。”他又露出了当初要我们吃虾酱时的因诚恳而生气的面容，我只好照办。我的表哥他们觉得与马老师不熟悉，一个劲地往后躲，说“你们，你们……”。马老师则招呼说“来，一块照”，表哥他们也不好再推辞了。马老师让我和李尔兴同学坐下，中间留出块地方，其他人则站在身后。我正奇怪马老师既然给自己留了地方，那他该怎么照相时，只见他把相机摆弄了几下，说“准备——”，便按了开关，快步走到我们中间坐好。相机镜头一闪，马老师便站起来说：“好了。相片洗出来后，我让崔金龙给你们送去。”我家离的远，便让马宝龙以后来取，李尔兴经常来，就自己来取好了。
以后不久，马宝龙便给我送来了照片，我又分送给表哥他们。照片很成功，更很珍贵，我一直珍藏到现在。虽然我与马老师相识多年，关系也比其他人亲密，但却是我与他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大概是在1976年的春天，在我村前的公路上碰到了马老师，他是到侯镇中学去照毕业像的。他的照相业务已经从本学校扩大到了县内的许多学校里。马老师问我相片的事，我说早就收到了。他又问我父亲在济南的情况，问我爷爷的情况（爷爷已经去世），我真惊奇他的记忆力。这些事情，都是当初搞“三同”时无意告诉他的，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如此清楚。我邀请马老师到家坐坐，他也痛快答应了。他在我家坐谈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这也是他到我家的唯一一次。
紧急求助
自那次照相后，我与马老师便开始走动，几年里曾不断见过面。到1978年的8月间，竟要寻求他的帮助了。说起来，那也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国文革后期恢复高考制度是从1977年开始的。当时我也曾试探过，但因为文革后的极左思潮还相当严重，有人便以我不是66、67届毕业生和政治条件（文革期间的旧账）等原因，拒不让我参加高考。到1978年，中国大地上真正意义上的春天才算到来了，我顺利参加了高考，并且获得了全县文科第二的最高分。体检通知送来了，地点就是我的母校。我很高兴，觉得趁此机会，又可见到同学们和马老师了。
到寒桥后，我先与马宝龙打了招呼，准备中午饭在他家吃。到学校后，又找到马老师。他家当时住在西南角的平房里。得知我考中的消息，马老师显得很高兴，连声说早就知道我“有出息”。就在我等待体检的当儿，马老师还几次过来问进行的怎么样了。
体检进行得很缓慢。尽管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了，但一上午也没轮到我们公社。到中午11点多，体检人员告诉我们下午再来。我向马老师告别，马老师要留我吃午饭，我谢绝了。因为我说好了要到马宝龙家。
来到马宝龙家，我只想赶紧吃点饭休息休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毛病，中外觉睡不好，一下午都没精神。但马宝龙不干，非要劝我喝一点不可。平时我们相聚，没个半斤八两地不算喝酒。实在推脱不过，就喝了一杯，大概有二两半62度的白酒。饭后想睡一会，但天气太热，心中有事，更加苍蝇叮扰，根本就没睡成。只翻来覆去地躺了一个多小时。
下午开始体检了，其中有一项是闻气味。体检人员端来三个盛有液体的小杯让我闻气味，要说出是什么。有两杯很简单，我只一闻便说出“醋、煤油”，但第三杯却遇到了麻烦，闻来闻去只觉得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体检人员让我休息一会再闻，可第二次闻的结果如第一次一样，虽然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但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了。就这样，体检人员给我填写的结果是“嗅觉迟钝”。当我问明白是白酒时，连呼冤枉。可结论一定，再说什么也不顶用了。此事被当作笑话在县卫生系统很快传开了。当时我的好朋友姜绍华在杨庄搞体检，一听到这件事就想到“肯定是你”，——后来他告诉我说。
体检嗅觉失败，增加了我的烦躁情绪，到查血压时就更糟了：血压偏高，通不过。这次我立时想到了救星——马老师，因为我知道马老师血压高，经常服用降压药，便急急忙忙找到马老师，说明情况。马老师给了我一颗降压药，并嘱咐我不要紧张。但服用后再查，依然不行。第二次又向马老师索药，马老师拒绝了，说药有毒性，不能连续服用。当时听说喝醋能降压，便向马老师要醋喝，结果是喝了两三次，差不多有半斤多，查了两次的结果还是不行。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心中更加烦躁，便要求马老师一次多给几颗降压药。马老师坚决不答应，说药性太大，吃多了有危险，最后又只给了一颗。但这时候什么药都抵不过情绪的作用了，眼看着辛辛苦苦考成的大学就要因血压问题而化为泡影，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此时，太阳已落，天空中出现了星星，没有通过体检的只剩下了我们三几个人。医生没赶我们，劝我们“再等等”。后来才知道，去年体检，光为血压一事，便卡下了大量的优秀学生。后来县教育局领导找到县卫生局领导进行了协商研究，提出尽量不要自己卡自己，才有了今年的宽松条件。要在去年，我早就给打发掉了。
最后，体检组找来了一位主任亲自为我们几个体检，他再次检查后，与身边的其他几位大夫小声说了几句，便在我的体检表血压栏上填了89—125字样，总算通过了。当然我明白，这位主任有点“造假”嫌疑，但却是善良的造假。
体检终于结束了，我向马老师告别，马老师要我上大学后告诉他，我当然答应了。
永远的思念
1978年，我终于如愿考入山东大学，成了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入校后，我曾经给马老师去过信，告诉了我的情况，另外也表示了对他给予我降压药的感谢。后来，又到学校看望过马老师。但此后不久，马老师一家便搬到潍坊去了。大概是1982年左右，我又赶到潍坊看望。当时马老师住在潍坊人民医院北边的昌潍师专院内，恰好我本公社的一位医生在那里教学，而我的朋友姜绍华正在那里学习，是姜绍华带领我找到马老师的。这次与马老师谈了一会，又到家坐了坐。这是我与马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不断打听他的消息，知道马老师的鼻癌复发，又得了老年痴呆症，也曾想去看他，但知道他的病情不希望别人打搅，也就作罢了。1986年我回寿光县城，县劳动局肖永山等同学们告诉我马老师已于这年的6月27日去世了，县里领导和各委办局的领导都去了好多人，专程为马老师送丧。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沉痛，总觉得他走的太早了（后来才确切知道他仅活了58岁），太不应该了；同时也为自己没能为马老师做最后的送别而深感遗憾。当时我直埋怨县里的同学们不给我信，但同学们则辩解说“总觉得你远……”。是的，我是在几百里之外的东营，但我的心中没有一天忘记过马老师。马老师对我的恩情，对我的期待，我们之间近二十年中的联系来往，是别人所无法了解的。如果当时我能得知马老师去世的消息，无论怎样远怎样忙也肯定会赶去的。在我的人生哲学里总认为，人就应该知恩报德，无情无义还能算人吗。
1997年，原寿光一中五十年代初期的校友在东营聚会，我也碰巧参加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年（2005年）12月18日在潍坊为于校长庆祝80岁生日，每次聚会我都参加了。说实在的，那些五十年代的学兄校友们，由于年龄的关系，我基本上是一个都不认识。但在这些聚会上，我却有幸见到了王维莲老师。当初在校期间，王老师没为我上过课，基本上不认识我。就由于马老师的关系，后来才与王老师认识了。现在见到了王老师，感到分外亲切，因为我把对马老师的深厚感情完全转移到王老师身上。王老师是马老师的亲人和代表，也完全值得我尊重。
四年前在潍坊聚会时，许多学兄谈到马老师，都一致感到非常怀念，要想法纪念他。当时大家倡议要为马老师集资树碑，还要尽可能地通知到省内外的所有同学，要在碑上刻下所有响应倡议的校友的名字。真想不到他在那一代人中影响如此之大。行动进行了一半就放弃了，原因是马老师的家人不同意。树碑行动虽然放弃了，但在我心中对马老师的思念却从没有淡却过，总想将自己心中的思念表达出来，不为别人，只为了自己的良心和感情。今年我再次见到王老师后，就下决心将感情变作文字，一吐为快。
马老师永远活在他的学生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