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绪山，寿光中学78级6班学生。留学希腊七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希腊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一位中学生的记忆
张绪山
作者题记
我是一个从家乡出来“闯世界”的昔日的中学生，这些年来我一直对家乡那方水土对我的养育之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是想表达对家乡和母校的深情，但更重要的是想告诉家乡那些正在求学的朝气蓬勃、发奋苦读的莘莘学子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民族在经历了砭人肌骨、万物萧索的严冬之后，一位中学生怎样度过自己美好而又艰难的求学时光，使今日的中学生朋友们对二十余年前的中学生活有所了解，为他们提供一点有用的对比材料，使他们可以从我们那一代中学生的求学经历中获得一点有益的启迪。
特殊时代的母校
我于1978年秋升入高中学习。中年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整个民族结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劫难，国家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上缓慢而艰难地起步；邓小平东山再起，开始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全面整顿；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在各个方面开始呈现出万物复苏的景象，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像大病初愈之人一样从可怕的梦魇中蹒跚着走出来，渐渐恢复生机。
这一时期，对青年学子的命运影响至大的事件，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重新恢复。在今天视为寻常之事的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77年的高考，允许“文革”以前毕业的早已超出高考年龄的高中学员报考，也允许那些因“家庭成分”——这个名词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朋友可能已很陌生了——而受到歧视的学员报考。对于那些经历“文革”专制主义造成的“万马齐喑”可怕局面的中年学员而言，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可以获得读书的机会，可以重圆少年时代被“文革”风暴无情击碎的充满幻想的旧梦；对于那些在荒谬的阶级斗争理论下被视为“贱民”后代的青少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过去，而且还意味获得了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对于大多数青年人，高考的恢复意味着此后可以正常的接受高等文化教育了。总之，对于整个文化营养严重缺乏的青年人，对高考的期待，用“久旱盼甘霖”这句话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现在被每位中学生朋友视为天经地义的参加高考的权利，在当时是一种恩惠；对于今日被沉重的课业压得叫苦连天、苦不堪言的中学生朋友，当时的求学者那种迫切的求知情感，恐怕是很难理解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结束了在初级中学的学习，进入高中学习。
我考入的寿光第三中学（现名山东省寿光中学）是本县的重点中学之一。1978年寿光县仅有三所重点中学，而初中学生很多，能升入高中已属不易，进入重点中学求学则更难。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各地考出的优秀学生，在老百姓眼中，他们似乎已经触摸到了神秘的大学之门，是很值得羡慕的。
寿光第三中学坐落在弥河东岸的寒桥镇，主要接受来自弥河以东地区考试分数达到要求的学生。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母校原来的面貌：校园掩映在绿树丛中，她的西面是很大一片林地，稀疏的农舍将林地隔离开来，形成房屋和林地浑然一体的自然景色。在这片林地的远处是日夜奔流不息的弥河，记得当时的夏天或秋后河水上涨很多，水流湍急，我从未见过那样汹涌的河水，感到很可怕。后来听说，曾发生过学生不服从学校禁令，擅自到河中游泳溺水身亡之事。当时学业十分紧张，我对水又有恐惧感，所以很少走近河岸，只有几次散步时到岸边，远远望一望这条滚滚东流、不舍昼夜的河流，不免生出许多感慨，心中猜想，大概孔夫子也就是看到这样的流水，才发出流传千古的“逝者如斯夫”的慨叹吧。
在我的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河岸边那一片片桃树林，春天到来时，桃花盛开，桃林便似乎变成了粉红色的海洋，微风吹过，送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当地的居民在桃林里套种一种植物（可能是花生吧？可惜我的植物学知识很差，识辨不出），开出一种黄花，与桃树红白相间，煞是好看。桃林环绕着校园的大部分，使校园看上去似乎掩映在花的海洋中。
当时校门朝南开放，校园分为内外两层，外层只是以朴素的土墙圈了起来。从外门进入内门是一片空地，从外校门到内校门的道路上夹列着两行柳树，夏日构成一条林荫道，微风吹过，细长的柳枝便轻轻晃动，行人走在道路上很是惬意；道路将空地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边的空地是操场，每天早晨我们便在这里集体出操跑步，东边的空地是学校师生参加劳动的实验田，我们每星期一次的劳动课就在这里参加生产。校园的外围部分和学校周围的环境还没有太大的差别，二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呈现出一派质朴的田园风光。
进入内校门是两条南北向平行展开的道路，是土质松软的黄土路，但经过筑高夯实后，即使在雨后走在上面也不会变得泥泞不堪；两条道路中间是从前向后排列的一排教室，两条道路的外侧也各有一排教室；教室是平房，传统的青砖碧瓦，前后两面都有很大的窗子，室内采光很充分。室内的书桌都已有些陈旧，表面很粗糙；与书桌相配的是一条长板凳，两位同学共享受一条板凳；教室内的地面是原始的土地板，每天做值日扫除时都要扫起大量的黄土，不似当今现代化的教室，地板多以水泥铺成，明窗净几，一尘不染。校园的最后一排房舍是学生的宿舍，东边的一排则是老师们的宿舍。整个校园很简朴，校园内与校园外的唯一不同，是每个早晨都分外清晰的朗朗的读书声，它似乎是世间最美妙的旋律，向世人说明这里是超凡脱俗的文化净地；而夜晚教室里透出的静谧柔和的灯光，肃穆而神圣，使路过的孩童流露出羡慕、敬佩的目光。朴实无华而又崇高神圣，安静和谐而又朝气蓬勃：这就是当时母校留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入校后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品味刚入学的新鲜感，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记得第一个星期的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开学那天》，要求新生描述入学第一天在新校最深刻的感受，记得我冥思苦索一节课，也未能写出自己得意的文章来，最后草草完工，交作业了事。在当时人人竞胜的氛围中，我似乎无心去体会新环境中身边的事物，更没有心思去欣赏母校的天然之美。
我的老师茂之先生
在寿光三中学习的两年中，很多老师给我授课，他们的勤勉和敬业，常使我想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这句话。茂之先生是我的授业师长之一。对于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茂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孟子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乃谓之大丈夫。“富贵”二字与茂之先生终生无缘，可以不论；与他须臾未曾脱离的是“威武”的社会压力和“贫贱”的个人生活，而他在“威武”和“贫贱”双重窘境中自尊自强的浩然之气，显出他是具有铮铮风骨的大丈夫。
茂之先生姓伦，名茂之，是我的数学老师。入学后不久，有同学告诉我，茂之先生的老家与我是邻村。但他之所以给我以深刻印象，还是因为他的特别之处：个头很高，眼睛有神，但脸面常乏血色——显然是缺乏营养所致——刚届中年已有不少白发；平时戴一顶旧帽，帽檐已下垂；身穿一件青色粗布上衣，因清洗已呈白色，又因长期伏案读书备课，两肘下已有补丁。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没有可用于替换的第二件上衣，但有意思的是，衣服并不脏，很可能是在晚间洗过；裤子也很旧，膝盖处似乎带有补丁。在那时我所认识的老师中，茂之先生是衣着最简朴的——其实是“贫寒”。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因：茂之先生的妻子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恐吓，造成精神失常，常年不能工作，家中两个幼子全由他一人靠微薄的工资抚养，加之老家还需要他接济，生活十分困窘。当时老师们是吃细粮的，但我常见茂之先生从食堂买白馒头时，要买上玉米和地瓜面混合的窝窝头：很显然，他把细粮留给孩子和妻子，自己吃粗粮。他的身心交瘁，正是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重压所致。
我对茂之先生更深的了解，是在高中二年级我转入文科班之后。当时的高中是两年制，第二年视学生学习情况分文、理科。本来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主要功课并不错，我也无意学文。可是，一件意外事改变了我以后的求学方向，这是我未曾料到的。在第一学年末，我参加生产劳动时手掌磨起肿泡，肿泡破裂后感染，致使整个胳臂疼痛难忍，被迫回家修养一个多月。我返校后发现原来的数、理、化各功课落下的课程内容已很难赶上去了，这使我开始考虑是否转学文科的问题。当时我的语文成绩也不错。不过，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学文科，还有一点偶然原因。原来我对化学一科颇为钟情，上课积极性很高，兴趣所致，很喜欢提问题，这可能使任课教师感到不快，所以有一次他当着全体同学的面以揶揄的口气问我：“你是否想发明个‘张氏定理’？”引起哄堂大笑。当时我极为狼狈，从此对化学一科的积极性大减。也许当年的任课老师和同学已不再记得此事，现在看来也确实是小事一桩，但在当时却改变了我的学习志趣。我记起这件小事无意于责备教过我的老师，只是想说明，教学活动中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何等重要，对学生的批评如果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进行，一棵有希望成材的幼苗可能在无意中就被毁掉了。我现在也是一名教师，常常以此自警。
文科班的同学大多是文史爱好者，但这些同学的弱点是数学成绩较差。数学是我喜欢的课程，成绩不错。我演算数学题有时用本子，有时用零散的纸张，这种情况被茂之先生发现，问我何以如此，我支吾说，题已经会演算了，用什么做不要紧。茂之先生显然没有料到我这一回答，他有神的眼睛看着我，怔了一怔，然后说：“你太骄傲，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我要批评你！？”待下课后我怀着惴惴不安心情来到他办公室时，他并没有疾言厉色地批评我，只是向我指出用零散的纸张演算题不易保存，会给以后复习造成麻烦，随后便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对于一位懵懂无知的少年，些许的鼓励，会产生多大的动力啊！茂之先生可能早已不记得这一桩小事了，可我至今没有忘记这一幕。后来我考入大学后，假期回家时见到复课的同学，听说先生还在课堂上提到我，告诫同学们不要学习我的做法，但同时又以赞扬的口气夸奖我的记忆力好。实际上，他哪里知道，我在外求学的这些年，最感到苦恼的正是记忆力的不好，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
当时的课程安排是，每天下午有几节自习课，由学生自由支配。对于文科生而言，作为高考课程之一的数学课成绩不好，会严重影响高考成绩。茂之先生很希望每个同学不要因为数学成绩不好而影响到高考的总成绩，所以每到此时便来“占课”，同学们碍于面子，不得不将自习课时间用在数学上，这样，就没有时间复习其他课程了，时间一长，便有些不情愿，甚至产生埋怨情绪。现在想来，先生这样做，是何等的敬业精神啊！其良苦用心在我成为一名教师后，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
茂之先生有一女一子，有时在我们课外活动时，他也领着他那刚能跑动的儿子到我们中间来玩，借此机会了解我们的思想和对课程的要求。1999年春，应当时在母校任副校长的同学张树文的邀请，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母校，与同学们见面。看到原来的平屋已被拔地而起的大楼取代，母校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大多都是新一代朝气蓬勃的教师，心情十分爽朗；但了解到过去给我上课的老师几乎全部退休，不免生出“人生如梦”的感觉来。尤其是听说先生的爱子不久前因脑炎医治无效夭折时，更为其巨大的不幸感到悲伤！先生一生不求闻达，似春蚕吐丝一般以自己的心血培养学生；以无限的韧性，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儿女，但天道竟然如此不公，使他晚年遭受丧子之痛！如此沉重的打击，情何以堪！我深知道，面对这样的遭际，任何劝慰的言辞都是多余而苍白的，但我想通过我的文字告诉先生，无数昔日仰承其教诲的学生都惦记着他，分担着他的不幸，希望他由此而减少一点痛苦。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母校中像茂之先生那样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师长们，不正是我们民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脊梁”吗？我们民族的晴朗天空，不正是靠这样的平凡而不可或缺的坚实的“脊梁”而支撑着吗？！
苦涩而幸福的学生生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民族刚刚从一场空前的浩劫中走出来，物质匮乏，生活艰苦，是当下的中学生朋友难以想象的。不过，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中学生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当时毛泽东关于世界形势划分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高考必须准备的政治课题目之一。我的同学“活学活用”，将刚学到的理论用于分析同学之间的生活状况，将其中的差别形象地称之为“三个世界”。在同学们的眼中，父母双方为国家职工、有固定工资收入而衣食无忧的少数学生是 “特权阶层”，就像当时美国和苏联一样，属于“第一世界”；父母中有一方为国家职工，或父亲在农村中担任村支书之类的干部，家境稍好的同学，属于“第二世界”；大多数农民子弟处境最差，属于“第三世界”。
这“三个世界”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衣、食、行三方面。“第一世界”的同学的衣着远远好于大多数人，他们身上穿的“的卡”、“的确凉”等衣料的衣服，在当时还很稀罕，是大多数农家子弟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学生与教工在同一食堂就餐，每顿饭都吃白面细粮，还可以吃到大多数学生垂涎欲滴但无权享受的蔬菜；至于他们日常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在当时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汽车，是典型的奢侈品，差不多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在当时整个民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种差别尤为明显。
“第三世界”的农家子弟基本上穿戴粗布，有几件干净衣服替换已属不错。当时学校规定，两个星期学生可以回家一次。大多数学生离家较远（20-30里之外），当时交通不发达，又无自行车代步，徒步回家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但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心中高兴。记得星期六午饭过后便兴冲冲地动身，路途虽然劳累，但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沿途道路两旁的田园风光赏心悦目，完全不同于学校中紧张的读书生活，谈笑风生中可以愉悦一下疲惫的心灵，确也享受到不少乐趣。困难的是第二天返校的行程，因为每个同学必须带回两个星期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这就要求同学们在第二天（星期天）的午饭过后就要动身，否则就会耽误晚间的自习课。由于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很多同学在晚自习课上就睡着了。因为必须补给所需要的粮食和咸菜，两个星期必须回家一次，否则就要请家中人将生活用品送来。
当时“第三世界”的同学吃的以红薯面居多、杂有部分玉米面的窝窝头，蔬菜是没有的。每逢返校后的前几天，同学们还有咸菜下饭，但最后一个星期，咸菜也消耗殆尽，这时除了节约食用量外，就是大家互相援助，每到回家前的几天，日子最不好过。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足够的食用油，眼睛受到的伤害最大，很多同学视力变坏，被迫戴上眼镜。我就是在那时视力逐渐变坏而戴上眼镜的。
我是被同学们划归“第二世界”的，因为我有一辆虽然只有两个轮子但还能转起来代步的自行车。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财富，如果以“文革”中盛行一时的粗鄙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划成分的话，是足以被划成“富农”或“地主”的。另外，我比“第三世界”的同学稍好的是，差不多每天早饭可以吃一顿白馒头。记得每天早晨在操场上跑步和晨读时，我都盼望着开饭时刻的到来，早饭时间简直是我一天中的happy hour（快乐时光），那热气腾腾白馒头，似乎是天下最美味可口的食物，能吃到一个白馒头在当时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它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是现在视细粮为寻常之物的中学生朋友难以想象的。也许是因为身体处于发育期，食量大，也许那四两一个的馒头根本就不够分量，我每次以现在无法想象的速度吞下最后一口馒头后，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饥饿感。
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两年中，我们改善过两次伙食——吃油条，由于全校学生人数较多，食堂工人的工作量陡增，产品便出现质量问题，很多同学拿到的是半生不熟的油条。现在看来极为寻常的食物，在那时却是美味。当时的物质匮乏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提到这一点并非“忆苦思甜”，只是想说明一场“文化大革命”不但“革”掉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而且也造成了空前的民生凋敝！作为身受其害的一代人的成员之一，我痛恨那个专制制度沉渣泛起的时代！当时我发奋读书根本谈不上远大理想，坦白地讲，当时的心思就是跳出农门，像“公家”子弟一样，每顿饭都能吃到白馒头和蔬菜！
当时我们的生活安排是，每个学生从家中带回的红薯面和玉米面交到伙房，取回相应的粗粮饭票，家境好的同学可以交上一定的白面，换回细粮票。每个同学根据自己的计划，在每星期的第一天预定好一星期内的伙食。学校发给每个班集体一个用麦桔编织的饭筐，饭筐以一个支架固定，可以由两人抬动。同学们按顺序轮流值日，按时用饭筐取回窝窝头和馒头。窝窝头由大部分红薯面和少量玉米面做成，黏度很大，刚出笼的几十个窝窝头放在饭筐里一并抬回，除了上层的少数几个能保持完整的形状外，下层的大部分往往失去形状和光泽，最底层的一些甚至全都粘成一块，无法取出，这样的窝窝头是没有人愿意要的，所以，一待值日的同学取回食物，同学们便蜂拥而上，力争拿到上层较完整的窝窝头。那景象至今仍鲜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并时常使我想起《动物世界》节目中经常看到的一群动物争夺猎物的场面。
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我们每天都饮用白开水，开饭时由值日生用学校提供的水桶一并打回。宿舍内没有暖水瓶，夏天的晚自习课结束后，干渴难忍，只能吃一瓣大蒜后再痛喝一顿生水，否则就会闹肚子、生病；冬天早饭可以喝到粥，这粥由玉米面和红薯面煮成，在大多数情况下，粥是很稀的，甚至可以照出人影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煮粥的大锅灶，离地面似乎高出近两米，很似一个凸出地面的游泳池；舀粥时，炊事工站在灶沿边，用一个水桶般大小的舀子盛出水粥，然后倒进值日生的水桶里；每逢我做值日生，精神都高度紧张，真担心炊事工会掉到锅炉中去。所幸的是，这种事故从未发生，我由衷地佩服工人师傅的过人的胆略和技艺。但意外有时也难免发生，据其他值日的同学说，有一天，炊事工的大勺中竟然倒出了一只鞋子！令我几天不想再喝粥。后来则换成了先前农田灌溉时常用的提水车。现在想到生活中的这些小插曲，不免引出一段笑料。
学生宿舍发生的趣事也历历在目。当时的学生几十人同住一个大房子里，睡在长长的通铺上，“通铺”由两排长凳上铺上木板做成，每位同学大约占有50公分的床位。在这样的“大床”上，只要一人翻身，身边的人乃至全屋几十人都会感觉到。冬天夜长，晚自习课后回到宿舍里常常很久不能入睡，有的同学饥饿难耐，便悄悄起来取些现成的干粮如煎饼来吃，动作虽轻，声响还是能被很多同学听到，于是便有同学即景生情，背诵起《诗经》中的句子：“硕鼠硕鼠，毋食我黍，三岁惯女，莫我肯顾……”，其他同学便乘机发挥，模仿老师讲解时的语调高诵：“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偷吃我的干粮啊！……”于是寂然无声的宿舍里便爆发出一阵笑声。冬天的沉沉夜幕锁不住青春的朝气。
少年同窗中，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乐观情怀流露出来，让大家分享，但每个人也不能不忍受大宿舍带来的麻烦。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是没有条件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便经受了一次虱子大流行，几乎无人得以幸免。记得当时一连几天都可以从身上捉到肥胖的虱子，但当时对这种害虫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把中午饭后捉拿虱子当作妙趣横生的事，每当有人捉到虱子，都会自豪地高喊：“又捉到一只！”那喊声中分明充满一种收获的自豪感。最后大家不得不用开水烫衣服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中学时代那种苦中求乐的少年情怀真是可贵。
绵长的母校情节
就人生的性情而言，中年是“无梦季节”，“人在旅途”的疲惫感使大多数中年人既无兴致像天真烂漫、充满幻想的青少年那样憧憬未来，“为赋新词强说愁”，更无悠闲的时光像饱经沧桑的老人那样悠然从容地仔细咀嚼已逝的青春年华，为后辈细述往昔的峥嵘岁月。我已届不惑之年，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绝非闲暇老人的“忆旧”，更非成功人士的“经验谈”。
八十年代以来，我为了求学而四处奔走，浪迹天涯，行迹匆匆，犹如旅途上的行者心无旁鹜地向前奔走，未曾意识到二十多个春秋已经从我身边悄然逝去；如今蓦然回首，发现身后的道路已走出一大段，但默然沉思，自己并无善绩可陈；对镜自顾，华发已生，不禁又想起少年时代的往事。实际上，不论是在国内上下求索，还是在国外发奋苦读，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中学时代母校给予我的巨大恩泽，更未忘记在这个人生阶段上无私地给予我知识营养的那些师长们的教诲。美丽的地中海之滨蓝天白云下那一片片橄榄树，使我联想起母校校园中的一排排梧桐和垂杨柳；肃穆的清华园的林荫道使我想到昔日母校的黄土路……，母校的影子就像一幅朴素平淡而有恬静优美的山水画一样，清晰地镶嵌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母校以她淳朴而淡雅的丰姿，使我明白朴素之美的永久魅力；母校师长们在讲坛上的挥洒的身影，使我明白了劳动的意义。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母校是我梦中经常忆起的甜蜜故乡，是不断滋润我心田的山间溪流，更是一片不曾为尘埃污染的绿洲，每当我忆起她，心中都会泛起幸福的涟漪，她赠给我的，永远是沁人心脾的翠绿……。（2003.10）